陆游： 　　他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三期： 　　第一期是从少年到中年（46岁）入蜀以前.这一时期存诗仅200首左右,作品主要偏于文字形式,尚未得到生活的充实. 　　第二期是入蜀以后,到他64岁罢官东归,前后近20年,存诗2400余首.这一时期是他从军南征,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的时期,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. 　　第三期是长期蛰居故乡山阴一直到逝世,亦有20年,现存诗约近6500首.诗中表现了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,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.“诗到无人爱处工”,可算是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和所向往的艺术境界.另外,在这一时期的诗中,也表现出趋向质朴而沉实的创作风格. 　　在陆游三个时期的诗中,始终贯串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,中年入蜀以后表现尤为明显,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显得很突出,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.陆游的诗可谓各体兼备,无论是古体、律诗、绝句都有出色之作,其中尤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.在这方面,陆游继承了前人的经验,同时又富有自己的创作,所以有人称他和杜甫、李商隐完成七律创作上的“三变”（舒位《瓶水斋诗活》）,又称他的七律当时无与伦比. 　　在陆游的七律中,确是名章俊句层见叠出,每为人所传诵,如“江声不尽英雄恨,天意无私草木秋”（《黄州》）；“万里关河孤枕梦,五更风雨四山秋”（《枕上作》）等.这些名作名句,或壮阔雄浑,或清新如画,不仅对仗工稳,而且流走生动,不落纤巧. 　　除七律外,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当推绝句.陆游的诗虽然呈现着多彩多姿的风格,但从总的创作倾向看,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.他继承了屈原等前代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,并立足于自己的时代而作了出色的发挥. 　　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：一方面是悲愤激昂,要为国家报仇雪耻,恢复丧失的疆土,解放沦陷的人民；一方面是闲适细腻,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,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.他的学生称赞他说：“论诗何止高南渡,草檄相看了北征”；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：“前辈评宋渡南后诗,以陆务观拟杜,意在寤寐不忘中原,与拜鹃心事实同”.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,所以说陆游“与拜鹃心事实同”还不算很确切,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. 　　白居易： 　　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,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,以其对通俗性、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,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.在《与元九书》中,他明确说：“仆志在兼济,行在独善.奉而始终之则为道,言而发明之则为诗.谓之讽谕诗,兼济之志也；谓之闲适诗,独善之义也.”由此可以看出,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、闲适、感伤、杂律四类诗中,前二类体现着他“奉而始终之”的兼济、独善之道,所以最受重视.而他的诗歌主张,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. 　　早在元和初所作《策林》中,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、尚通俗、强调讽喻的倾向：“今褒贬之文无核实,则惩劝之道缺矣；美刺之诗不稽政,则补察之义废矣.……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,虽质虽野,采而奖之.”（六十八《议文章》）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,补察时政,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,炯戒讽喻,所以他主张：“立采诗之官,开讽刺之道,察其得失之政,通其上下之情.”（六十九《采诗》）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“宫律高”、“文字奇”,更反对齐梁以来“嘲风月、弄花草”的艳丽诗风.在《新乐府序》中,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：“其辞质而径,欲见之者易谕也；其言直而切,欲闻之者深诫也；其事核而实,使采之者传信也；其体顺而肆,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.”这里的“质而径”、“直而切”、“核而实”、“顺而肆”,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,议论须直白显露,写事须绝假纯真,形式须流利畅达,具有歌谣色彩.也就是说,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,又浅显易懂,还便于入乐歌唱,才算达到了极致. 　　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,全部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补察时政.所以他紧接着说：“总而言之,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,不为文而作也.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在《与元九书》中,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：“自登朝来,年齿渐长,阅事渐多,每与人言,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,多求理道,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.”为时为事而作,首要的还是“为君”而作.他也说：“但伤民病痛,不识时忌讳”（《伤唐衢二首》其二）,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,但总体指向却是“唯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（《寄唐生》）.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,皇帝开壅蔽、达人情,政治才会趋向休明. 　　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,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.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,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、描写来表现事件,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,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,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,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,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,则泼墨如雨,务求尽情,即使《琵琶行》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,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,声随情起,情随事迁,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.除此之外,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、烘托诗歌的意境上.如《长恨歌》中“行宫见月伤心色,夜雨闻铃肠断声”,《琵琶行》中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“别时茫茫江浸月”等类诗句,或将凄冷的月色、淅沥的夜雨、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,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、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,其中透露的凄楚、感伤、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、事件统统染色,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、氛围而心灵摇荡,不能自已. 　　主题、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.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,突出一个主题,而且主题非常明确.其次,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,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,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.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,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,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,《轻肥》一诗描写了内臣、大夫、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,结句却写道：“是岁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”,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. 　　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,二者都具有尚实、尚俗、务尽的特点,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.讽喻诗志在“兼济”,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,多写得意激气烈；闲适诗则意在“独善”,“知足保和,吟玩性情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,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、闲逸悠然的情调. 　　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,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、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,都曾屡屡为人称道,但相比之下,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、知足保和的“闲适”思想,以及归趋佛老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,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,所以影响更为深远.如白居易有“相争两蜗角,所得一牛毛”（《不如来饮酒七首》其七）、“蜗牛角上争何事,石火光中寄此身”（《对酒五首》其二）的诗句,而“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”（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八）.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,“醉翁、迂叟、东坡之名,皆出于白乐天诗云”（龚颐正《芥隐笔记》）.宋人周必大指出：“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,独敬爱